易安保险重整最新进展：比亚迪36亿元收购款已就位******

　　本报记者 冷翠华

　　2月2日，记者从天眼查了解到，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保险”)已收到比亚迪拟收购款36亿元。这意味着业界盛传已久的“比亚迪收购易安保险100%股权”事件有了新的进展。

　　易安保险于2016年2月份开业，是国内四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2020年7月份，易安保险因偿付能力不足等原因被银保监会接管。2022年7月份，银保监会原则上同意易安保险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2年3月末，易安保险资产总计3.35亿元，负债合计4.62亿元，股东(或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27亿元，账面资产小于负债。尽管资不抵债，但作为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其具有管理结构扁平、轻资产运营等优势；同时，其自身资产负债体量不大，有望通过有限投资改善偿付能力，具有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

　　根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三分之一，但收购保险公司的，其出资或持股比例上限不受限制。同时，参与保险公司风险处置的，也不受该《办法》关于股东资质、持股比例、入股资金等规定的限制。此次比亚迪拟收购易安保险100%股份。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比亚迪是收购易安保险并发挥业务协同作用的良好对象，前者是实力强大的新能源车企，且自身业务与保险高契合度。不过，目前易安保险的经营范围中并不包括车险业务，该人士表示，比亚迪入主之后，必然会向银保监会申请车险经营资格，且重点将围绕新能源汽车开展相关保险业务。

　　事实上，汽车厂家布局保险行业的案例并不少见。在车企布局保险公司方面，广汽集团控股众诚保险，一汽集团控股鑫安保险，2021年，吉利控股集团入股合众财险，持股比例33.33%，达到单一股东的持股上限。

　　在车企布局保险中介方面，公开信息显示，小鹏汽车保险代理成立于2018年；特斯拉保险经纪成立于2020年；2022年1月份和3月份，蔚来保险经纪、比亚迪保险经纪先后成立。

　　另一位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能源车险作为新能源车企与车主长期交互、激发日活、增加用户黏性的重要接口，必然是各大新型车企重点布局的板块。这也是众多新能源车企布局保险领域的重要原因，保险公司在车险领域的网点优势和经验优势也是新能源车企需要的，因此，车企入股保险公司或者收购保险公司的交易较多。

　　该人士表示，如果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发挥好车企和险企的业务协同作用，将产生强大的竞争力，相关险企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也需要意识到，金融行业在监管规则、盈利模式、资金运用等方面都有很强的特殊性，与实体行业存在一定差异。一旦险企被收到一个品牌下，相关战略就需要进行较大调整，考核方式和展业模式都要保证有力又伸缩有度，才能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某券商非银分析师对记者分析说，新能源车企进军车险业务有其独特优势，尤其是其掌握汽车风险以及车辆相关用户的数据，对车险产品开发、售后服务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比亚迪收购易安保险之后双方都有望实现更好发展。（证券日报）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